呂品韜事件與一些教育現場的聯想

(圖片來源 : http://news.xinhuanet.com/mrdx/2014-01/29/c_133082750.htm)

香港終於有代表到冬奧會參加賽事，雖未至於全城震撼，但總算能於歷史上留下一筆。本為可喜之事，殊不知當呂品韜初賽完畢，鎩羽而歸後，卻鬧出他觸傷舊患，因最了解其傷患的隊醫不在，未能獲得最適當治療，連膠布都得向中國隊商借。呂品韜事後接受訪問，指出曾提出帶隊醫隨行，但被有關方面以代表團名額已滿而拒絕。呂品韜亦表示，真正對他比賽有幫助的，連他在內只有三人，其餘代表團團員只在傳媒來訪時方才出現，除此之外，行蹤杳然。

團長和官員都有不同的辯解，但每次的態度都大異其趣。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彭沖在俄羅斯回應時，表示他們到當地亦有工作，並語帶譏諷的說難道要每天去向運動員請安才可以，難道要像嬰孩般每刻貼身照顧？代表團團長王敏超亦每天都需要做開會協調等工作，甚至替運動員購置藥物、張羅其他冬奧賽事門票，壓根兒沒時間去遊山玩水。

到回港後，在機場大堂接受大批傳媒訪問，回應變得比較平實。這次的理據是代表團人數由主辦單位決定，要額外增加人手得重新申請，時間倉倅。醫生需要到場協助才能發揮功用，請了醫生無法到場支援，將被質疑費資源，亦謂官方亦有醫生，有需要可以向他們求助。最後亦一再強調他們的工作不是跟進訓練，而是進行行政支援，大家各司其職。

到王敏超再接受電台訪問時，卻再來一次變臉。他說自己曾是運動員，明白若比賽成績未見理想，往往會有一種心態，將失敗的原因歸咎於其他方面，不希望所有責任在自己身上，而將責任推到他人身上。……

誰是誰非，且待真理愈辯愈明。但在學校中，也有類似的情況。

學生努力地學習，有時明知對手甚強，明知未能突圍而出，但他們都努力學習，務求能在測考中盡力而為。不過他們總會遇上困惑的地方，這時候學校能否提供足夠支援，成為學生可否放心學習，勇於面對測考的重要一環。

試想像一下，如果學生找老師問問題時，總是找不著；找得著時，老師又推說很忙很多行政東西處理，著學生去找其他有空的老師解決，這樣合理嗎？前線老師最了解班上同學的學習狀況，主要工作應是教好學生，或從另一個角度說，該以解決學生學術上的問題為首要工作，為何老師總得先應付其他事項？學校的行政管理該懂得分清主次吧，總可以減一下老師們教學以外的行政工作量，少填一兩份表格，多作一點行政彈性，已可教老師們輕舒一口氣了。

教師人手一向不足，其中一個明顯能解決工作量的方法，顯然是增加人手分擔，或減少每位老師的工作量（更清楚的是課時）。這個也不是學校說了便算的，問題的癥結，是大政策上不協調的班生比和班師比。按班資助的大環境下，照顧每班學生的老師人數偏少，而每班人數反而偏高，學生人口上升時，官員會說需善用資源，不宜過度擴張團隊；學生人口下降時，又反說要保住現時教師團隊，降低每班收生人數的話，在學生人口上升時會構成麻煩。單是教擔已足夠令老師們疲於奔命了，哪會有暇去處理其他事務？

然而學校管理層們多因其位所顧，焦點放於行政事務上，對下屬們這方面的要求自然比較高。雖然校方需要在這問題上負上一定責任，因校本彈性是由他們決定的，但他們也是在教育政策指揮棒下，被搞得頭昏轉向的。外評制度是一個影響極大的政策，在文件和對外宣稱中，強調不會將外評結果作其他用途，只作學校檢討及改進的內部用。但既然一班官員（外評隊）浩浩蕩蕩地到校，實地探訪觀課、面見各方老師、影隨個別同學、翻閱幾年文件……學校真的半點壓力都沒有？被評得差劣的話，手握派位權的官方會如途何處理？雖是聯想，雖是陰謀論，但大家會相信毫無關係嗎？

有傳媒來訪或隨行時，現個身拍個照，其餘的時間是不聞不問；同學在國際、地區或全港性比賽或評估中取得佳績，立即跳出來鼓勵握手，並強調我們一向有支持。同學們在努力，或同學們在失敗時，你們往哪裡去了？不說那些很多會議要開的官員，有些老師在放學鐘響不久後，拿起手提包便走，這些行為和他們並無分別。然後的辯解便是我還有很多其他工作處理，不一定要全程跟進，你做你的事，我做我的事；你的成績差了，不能歸咎於我不去解答你的問題，我也做過學生，明白成績欠佳時總想將責任分攤，讓自己不需負上重大的責任……

未進入過教育現場工作的政策負責人、開始與教育現場疏遠的管理層、在前線卻有力無心的工作者，他們會有多了解學生們真正的需要？學生們也許不奢望有求必應，但至少有需要支援時，能獲得合常理合常識的幫助吧？這不是是否全程貼身支持問安的問題，是他們是否有誠意支持或承擔的問題。態度正確，至少能教人笑著面對失敗吧。

我們都是建制下的棋子，但不代表我們不可多行一步，多付出一點。